本文为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Hopkins-Nanjing Center）成立35周年庆典望华分论坛嘉宾演讲实录。

~以下根据杨力主任发言实录整理~

整理 | 于欣

分享的开始，杨先生指出自己是以中美中心校友的身份来讨论中美关系，所讲的观点更多的是基于以前的经历，与现在的研究无关，也不代表目前所在机构的观点。

前面几位的分享将杨先生带回了在中心的那段难忘岁月。他说，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作为中美中心的校友，我们都会关心中美关系。

杨先生讲的题目是海洋治理与中美互动，因为他过去长期从事海洋工作，而且他认为海洋问题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杨先生回忆起1994年在中美中心学习时，当时研究中美关系的著名学者资中筠教授举办了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讲座。他向资教授提了一个问题，是关于前几天他在南华早报看到的一篇报导，大意是讲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在中国近海上空进行侦察飞行，中国舰艇跟踪监视，双方在空中海上有一些互动。杨先生的问题是，考虑到南海问题现在比较敏感，中美军事力量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近距离接触，是否会因为误解误判导致意外摩擦或者冲突？杨先生感叹道，当时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出于一种懵懂的认识，没想到在其后、包括到今天，这个问题竟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现实挑战。

杨先生分享道，中美双方似乎都认识到两国关系目前可能处于50年来的最低谷。同时，美方认为两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竞争的态势。中国方面则不同意用竞争来定义两国关系,呼吁通过双方的努力重新校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虽然有这种定位上的不同，但双方都强调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的重要性，也都强调防止冲突的重要性。中美关系这艘船无论怎么颠簸，也不能倾覆。这也是今天讨论的“压舱石”这一主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双方要守住不冲突的底线。

海洋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处在一个比较重要和敏感的位置，是双方存在较大分歧的一个领域。从双方公开发布的新闻稿来看，在近几年的沟通中，关于涉海问题一般都是各自阐述立场，似乎可以判断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双方在这些分歧点上可能不会有什么交集。

中美之间围绕海洋问题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周边海域，包括黄海、东海，主要是南海。美国的军事力量这些年来在这些边海域不断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活动。

如果简单归纳，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美国方面认为中国随着国力的增长要搞海洋扩张，要把南海变成“中国湖”，这影响了国际秩序，也影响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国认为，美国在中国近海从事高频率和高强度的军事活动，影响中国的安全，同时美国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海洋争端中立场越来越不中立，支持其他国家来对抗中国，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

这也许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很难有根本的解决之道，但这些分歧也并不是不能缓解和尽量弥合的。

俗话说，魔鬼在细节，有时候天使也在细节。我们可能需要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更具体的分歧、特别是法律层面的具体分歧出发，来探索缓解矛盾之道。

杨先生把中美在涉海问题上的法律分歧分为四个具体方面。

一是在一国的领海，外国军舰是否能够行使无害通过的权利？其实这一分歧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有不同的实践和做法，这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法问题。

二是沿海国在测算它的12海里领海时，起始的基线该怎么划定？具体来讲，美国对中国在沿岸划设领海基线的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三是在沿海国拥有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这一特殊的管辖海域里面，外国的军事活动是否自由？美国认为是自由的，中国认为在国际法上还是有一些限制。现在中美之间在所谓“航行自由”问题上的争论，症结其实还是在这个问题上。

最后一个问题的敏感度比较高，那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是“过度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这个问题与前三个问题是有关联的，但近几年却涉及到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变得比较突出，反映了双方关系的变化。

以上问题都涉及到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现在中美双方在“规则和秩序”问题上也有对立甚至论战。实际上，多边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很复杂，单纯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或者结盟来看待，可能过于简单。在多边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各国、包括各大国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复杂的，利益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往往是交错的，经常会形成不同国家不同组合的“菜单式联盟”，比如两个国家在某个问题上有分歧，但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可能又有共同的关切。

如果再把眼光放到历史层面，航行自由这个概念在国际法上最早是由国际法之父、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提出来的。他在17世纪写了《海洋自由论》，是为了捍卫荷兰作为新兴海洋大国的地位和利益。该理论提出后得到其他新兴海洋国家的支持，最后海洋自由包括航行自由作为举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写进了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是因为它顺应了人类社会通过海洋来进行沟通交流这个基本的诉求，同时和海洋大国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因为海洋自由的原则维护的更多还是海洋大国的利益。

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海洋大国，美国捍卫航行自由原则，中国实际上更需要航行自由。中国作为后来者，只有保持国际海洋秩序中的自由要素，才可能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可以看得出来，不管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海洋大国在一些具体的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总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

当然，站在全球海洋政治地理的视角来看，中美双方也存在不同的利益定位。美国是一个两面朝向大洋的国家，拓展海洋权益的空间非常的开阔。美国与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拉美和加勒比邻国虽然也有海洋划界问题，但有的已经解决，尚未解决的也不敏感，总的来讲，美国的整个海洋政治地理环境是比较优越的。中国虽然也是海洋大国，但从政治地理条件上来讲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中国进出大洋的通道都要经过其他国家管辖或控制下的狭窄海峡或者水道，属于典型的海洋地理不利国。中国与所有的海洋邻国都有海洋划界问题，与相当一部分邻国还有领土争端，这种复杂环境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少见的。

总的来说，中美两国作为海洋大国拥有现实和潜在的共同利益，但源于双方不同的海洋政治地理环境和历史经验，理念上也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与现实政治情势结合在一起，加大了双方在涉海问题上的矛盾。

杨先生强调，我们需要站在全球的、历史的视角，从多边国际规则制订的细节层面来探索中美两国之间在涉海问题上的良性互动。尽管这种有限的良性互动不可能解决中美之间在海洋问题上的一些根本利害冲突，但至少可以起到缓解作用。

就中美之间在海洋问题上的潜在利益共同点，举两个例子。目前最前沿的国际海洋法谈判是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BBNJ)谈判，其中有项议题是关于海洋遗传资源的。在这个议题上存在海洋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海洋大国认为应当对海洋遗传资源的利用适用海洋自由原则，也就说允许这些国家自由地去研发。发展中国家认为应该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这就需要通过国际机构来统一管理这种资源，开发所得的收益应该在全人类中间分享。

美国作为海洋大国支持海洋自由原则。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没有明确站队，但仔细分析其立场，应当更倾向于海洋自由。有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国作为海洋大国，海洋遗传资源的研发能力处在一个提升的阶段，支持海洋自由原则对中国更有利。当然中国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其立场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诉求。

另外一个例子，中美两国海警曾经在公海、包括北太平洋海域以联合巡航等方式进行过打击非法渔业方面的合作，效果也是很不错的。近年来受两国关系总的气氛的影响，这个合作似乎中断了。其实，这种务实合作是不应当受政治关系变化影响的，相反可以在减少猜忌、构筑互信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杨先生认为，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的压舱石，哪怕是在分歧比较大的领域，也不能放弃这样的努力。在海洋问题上，可以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深层次沟通；二是把防止冲突作为底线；三是积极开展学术界和科学界交流，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四是放宽视野，从全球的层面、历史的层面来考察双方在国际海洋秩序当中所处的位置，探求双方的共处之道。五是中美之间还应尽可能开展海洋治理上的务实功能性合作。哪怕大的环境再恶劣，这种合作也需要坚持。

（以上根据中美中心35周年庆典校友讲话实录，仅代表嘉宾观点）

整理 | 于欣